诗序
清以前
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
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
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
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。
然则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；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。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
诗之兴也，谅不于上皇之世。大庭、轩辕逮于高辛，其时有亡载籍，亦蔑云焉。《虞书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 然则《诗》之道放于此乎！有夏承之，篇章泯弃，靡有孑遗。迩及商王，不风不雅。何者？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，则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，各于其党，则为法者彰显，为戒者著明。周自后稷播种百谷，黎民阻饥，兹时乃粒，自传于此名也。陶唐之末，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，以明民共财。至于大王、王季，克堪顾天。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绪，以集大命于厥身，遂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其时《诗》，风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雅有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之属。及成王，周公致大平，制礼作乐，而有颂声兴焉，盛之至也。本之由此风、雅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《诗》之正经。后王稍更陵迟，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。夷身失礼之后，邶不尊贤。自是而下，厉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交》、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勃尔俱作。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。五霸之末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善者谁赏？恶者谁罚？纪纲绝矣。故孔子录懿王、夷王时诗，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，谓之变风、变雅。以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则受颂声，弘福如彼；若违而弗用，则被劫杀，大祸如此。吉凶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，于是止矣。
夷、厉以上，岁数不明。太史《年表》自 “共和” 始。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《春秋》次第，以立斯谱。欲知源流清浊之处，则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，则傍行而观之，此《诗》之大纲也。举一纲而万目张，解一卷而众篇明，于力则鲜，于思则寡，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？
夫《诗》者，论功颂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训，虽无为而自发，乃有益于生灵。六情静于中，百物荡于外，情缘物动，物感情迁。若政遇醇和，则欢娱被于朝野，时当惨黩，亦怨刺形于咏歌。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，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。发诸情性，谐于律吕，故曰 “感天地，动鬼神，莫近于《诗》” 。此乃《诗》之为用，其利大矣。
若夫哀乐之起，冥于自然，喜怒之端，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啁噍之感，鸾凤有歌舞之容。然则《诗》理之先，同夫开辟，《诗》迹所用，随运而移。上皇道质，故讽谕之情寡。中古政繁，亦讴歌之理切。唐、虞乃见其初。牺、轩莫测其始。于后时经五代。篇有三千。成、康没而颂声寝，陈灵兴而变风息。先君宣父，厘正遗文，缉其精华，褫其烦重，上从周始，下暨鲁僖，四百年间，六诗备矣。卜商阐其业，雅颂与金石同和；秦正燎其书，简牍与烟尘共尽。汉氏之初，《诗》分为四：申公腾芳于鄢郢，毛氏光价于河间，贯长卿传之于前，郑康成笺之于后。晋、宋、二萧之世，其道大行；齐、魏两河之间，兹风不坠。
其近代为义䟽者，有全缓、何胤、舒瑗、刘轨思、刘丑、刘焯、刘炫等。然焯、炫并聪颖特达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干于一时，骋绝辔于千里，固诸儒之所揖让，日下之所无双，其于作䟽内特为殊绝。今奉敕删定，故据以为本，然焯、炫等负恃才气，轻鄙先达，同其所异，异其所同，或应略而反详，或宜详而更略，准其绳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会同，时有颠踬。今则削其所烦，增其所简，唯意存于曲直，非有心于爱憎。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、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。至十六年，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、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，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，凡为四十卷，庶以对扬圣范，垂训幼蒙，故序其所见，载之于卷首云尔。
唐 • 孔颖达
或有问于余曰： “诗何谓而作也？” 余应之曰：“‘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’ 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；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；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，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
曰： “然则其所以教者，何也？” 曰： “诗者，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圣人在上，则其所感者无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为教。其或感之之杂，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，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，而因有以劝惩之，是亦所以为教也。昔周盛时，上自郊庙朝廷，而下达于乡党闾巷，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。圣人固已协之声律，而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以化天下。至于列国之诗，则天子巡狩，亦必陈而观之，以行黜陟之典。降自昭、穆而后，寖以陵夷，至于东迁，而遂废不讲矣。孔子生于其时，既不得位，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，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，去其重复，正其纷乱；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，恶之不足以为戒者，则亦刊而去之；以从简约，示久远，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，善者师之，而恶者改焉。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，而其教实被于万世，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。”
曰： “然则国风、雅、颂之体，其不同若是，何也？” 曰： “吾闻之，凡诗之所闻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。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虽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，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故其发于言者，乐而不过于淫，哀而不及于伤，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。自《邶》而下，则其国之治乱不同，人之贤否亦异，其所感而发者，有邪正是非之不齐，而所谓先王之风者，于此焉变矣。若夫雅颂之篇，则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庙乐歌之词：其语和而庄，其义宽而密；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，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。至于雅之变者，亦皆一时贤人君子，闵时病俗之所为，而圣人取之。其忠厚恻怛之心，陈善闭邪之意，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此《诗》之为经，所以人事浃于下，天道备于上，而无一理之不具也。”
曰： “然则其学之也，当奈何？” 曰： “本之二《南》以求其端，参之列国以尽其变，正之于雅以大其规，和之于颂以要其止，此学诗之大旨也。于是乎章句以纲之，训诂以纪之，讽咏以昌之，涵濡以体之。察之情性隐约之间，审之言行枢机之始，则修身及家、平均天下之道，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。”
问者唯唯而退。余时方集《诗传》，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。
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。
清以降
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，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。
曷言乎诗之为教独大也易、诗、书皆夫子前所有。夫子一言易日：「五十学易，可无大过。」一引书日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如是而已。于诗异是。诏子日：「学诗乎」又日：「女为周南、召南矣乎」诏门人日：「小子何莫学夫诗！」其平日自论，一则日「诗三百」，再则日「通诗三百」，又日「兴于诗」，又论关睢之义，又论乐而言关睢，言雅、领，其与门人问答及见于孟子之引其说诗者，且数十而未己焉，谓非夫子于易、诗、书三者独重于诗不可也，间尝窃窥之，易与书之外不复有易与书，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复有春秋；后世之史固与书异体，扬雄太玄、王通元经，直安作耳。是彼三经者，一传不再。惟诗也旁流而为强，为赋；直接之者汉、魏、六朝，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唐为律，以致复旁流为么么之词、曲，虽同支异派，无非本诸大海，其中于人心，流为风俗，与天地而无穷，未有若斯之甚者也。夫子之独重于诗，岂无故哉！
曷言乎释诗为独难也欲通诗教，无论群义宜详，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。如世传所调诗序者，不得乎此，则与瞥者之低低何异。意夫子当时日以诗教门人，弟子定晓然明白，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，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其见于经传，如所谓诗序者，略举言之：鸱鹗之为周公贻王，见于 书：载驰之为许穆夫人，硕人之为美庄姜，清人之为恶高克，黄乌之为殉秦租，见于左传；时迈、思文之为周公作，见于国语；若此者真诗之序也。惜其它不尽然，意此必孟子时己亡。说者咸谓盂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；子调非也，此亦寻绎诗意而得之。不然，胡为有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」之训乎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，首惟一语，本之师传，大抵以简略示古，以浑沦见该，虽不无一二宛合，而固滞、胶结、宽泛、填淡，诸弊丛集。其下宏所自撰，尤极踳驳，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。自宋晁说之、程泰之、郑渔仲皆起而排之。而朱仲晦亦承焉，作为辨说，力诋序之安，由是自为集传，得以肆然行其说；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，而且违其所是，从其所非焉。武断自用，尤足惑世。因叹前之遵序者，集传出而尽反之，以遵集传；后之驳集传者，又尽反之而仍遵序；更端相循，靡有止极。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子尝论之，诗解行世者有序，有传，有笺，有疏，有集传，特为致多，初学茫然，周知专一。子以为传、笺可略，今日折中是非者，惟在序与集传而已、毛传古矣，惟事训沽，与尔雅略同，无关经旨，虽有得失，可备观而弗论。郑笔卤莽灭裂，世多不从，又无论已。惟序则昧者尊之，以为子夏作也，集传则今世家之，泰为绳尺也。子谓汉人之失在于固，宋人之失在于安；周之失仅以类夫高叟，安之失且为威丘蒙以北山四言为天子臣父之证矣。问观周领潜之序日：「季冬荐鱼，春献鲔」，本于不韦月令，明为汉人所作，奈何玷我西河！世人固可晓然分别观之，无事凛遵矣。集传纰缪不少，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「郑声淫」一语，安以郑诗为淫，且及于卫，且及于他国。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，吾夫子为导淫之人，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。子谓若止日为淫诗，亦已耳，其流之弊，必将并诗而皮之。王柏之言日：「今世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！所删之诗，容或存于间巷游荡之口，汉儒取以补亡耳。」于是以为失次，多所移易；复點召南野有死及郑、卫风集传所目为淫奔者，其说俨载于宋史儒林传。明程敏政、王守仁、茅坤从而和之。嗟乎，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，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，其始念亦不及此，为祸之烈何致若是！安知后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子所以切切然抱杞、宋忧也。夫季札观乐，与今诗次序同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诗，多集传目为淫奔者，乃以为失次，及汉搀入，同于目不识丁，他何言哉！
我尝缅思，如经传所言可为诗序者，而不能悉得，渺无畔岸，蠡之测海，其与几何!又见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，于是欲出臆论则仍邻凿空，欲喜新谭则终涉附会，敛手缩笔，未敢昌言，惟是酒泳篇章，寻绎文义，辨别前说，以从其是而點其非，庶使诗意不致大歧，埋没于若固、若安、若凿之中；其不可详者，宁为未定之辞，务守朗疑之训，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，犹愈于漫加粉蠢，遗误后世而已。若夫经之正旨篇题固未能有以逆知也。论成，因详述其所以释诗为独难之故，且以志吾媿。
康熙四十四年乙西冬十月，新安首原姚际恒识。
汉毛亨传,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疏。案《汉书 • 艺文志》： “《毛诗》二十九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” 然但称毛公，不著其名。《后汉书 • 儒林传》始云 “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” 。其 “长” 字不从 “草” 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 “《毛诗》二十卷，汉河间太守毛苌传，郑氏笺” ，于是《诗传》始称毛苌。然郑玄《诗谱》曰： 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训诂传》于其，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 陆玑《毛诗草木虫鱼疏》亦云： “孔子删《诗》授卜商，商为之序，以授鲁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鲁人孟仲子，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赵人荀卿，荀卿授鲁国毛亨，毛亨作《训诂传》以授赵国毛苌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，苌为小毛公。” 据是二书，则作传者乃毛亨，非毛苌，故孔氏《正义》亦云： “大毛公为其传，由小毛公而题毛也。” 《隋志》所云殊为舛误，而流俗沿袭，莫之能更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乃以《毛诗》二十九卷题 “毛亨撰”，注曰 “佚” ；《毛诗训故传》三十卷题 “毛苌撰” ，注曰 “存”：意主调停，尤为于古无据。今参稽众说，定作传者为毛亨，以郑氏后汉人，陆氏三国吴人，并传授《毛诗》，渊源有自，所言必不诬也。
郑氏发明毛义，自命曰 “笺”。《博物志》曰： “毛公尝为北海郡守，康成是此郡人，故以为敬。” 推张华所言，盖以为公府用记、郡将用笺之意。然康成生于汉末，乃修敬于四百年前之太守，殊无所取。案《说文》曰： “笺，表识书也。” 郑氏《六艺论》云： “注《诗》宗毛为主。毛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。如有不同，即下已意，使可识别。” (案此《论》今佚，此据正义所引。) 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，如今人之签记，积而成帙，故谓之”笺” ，无容别曲说也。
自郑笺既行，齐鲁韩三家遂废。(案此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之说。) 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。魏王肃作《毛诗注》、《毛诗义驳》、《毛诗奏事》、《毛诗问难》诸书，以申毛难郑。欧阳修引其释《卫风 • 击鼓》五章，谓 “郑不如王” 。(见《诗本义》。) 王基又作《毛诗驳》，以申郑难王。王应麟引其驳《芣苢》一条，谓 ” 王不及郑 ” 。(见《困学纪闻》，亦载《经典释文》。) 晋孙毓作《毛诗异同评》，复申王说。陈统作《难孙氏毛诗评》，又明郑义。(并见《经典释文》。) 袒分左右，垂数百年。至唐贞观十六年，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，乃论归一定，无复歧涂。
毛传二十九卷，《隋志》附以郑笺作二十卷，疑为康成所并。颖达等以疏文繁重，又析为四十卷。其书以刘焯《毛诗义疏》、刘炫《毛诗述义》为稿本，故能融贯群言，包罗古义，终唐之世，人无异词。惟王谠《唐语林》记刘禹锡听施士匄讲《毛诗》所说 “维鹈在梁” 、 “陟彼岵兮” 、 “勿翦勿拜” 、 “维北有斗” 四义，称毛未注，然未尝有所诋排也。至宋郑樵，恃其才辨，无故而发难端，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、郑为能事。元延佑科举条制，《诗》虽兼用古注疏，其时门户已成，讲学者讫不遵用。沿及明代，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《诗经大全》，著为令典，于是专宗朱《传》，汉学遂亡。然朱子从郑樵之说，不过攻《小序》耳。至于《诗》中训诂，用毛、郑者居多。后儒不考古书，不知《小序》自《小序》，《传》、《笺》自《传》、《笺》，哄然佐斗，遂并毛、郑而弃之。是非惟不知毛、郑为何语，殆并朱子之《传》亦不辨为何语矣。
我国家经学昌明，一洗前明之固陋。乾隆四年，皇上特命校刊《十三经注疏》，颁布学宫。鼓箧之儒皆骎骎乎研求古学。今特录其书与《小序》，同冠诗类之首，以昭六义渊源，其来有自，孔门师授，端绪炳然，终不能以他说掩也。
考异于《毛诗），经有齐、鲁、韩三家之异。《齐》、《鲁诗》久亡,《韩诗》则宋以前尚存。其异字之见于诸书可考者,大约毛多古字,韩多今字,有时必互相证而后可以得毛义也。
毛公之传《诗》也，同一字西各篇训释不同,大抵依文以立解,不依字以求训，非孰于《周官》之假借者，不可以读毛传也。毛不易字,郑实始有易字之例，顾注《礼》则立说以改其字,而《诗》则多不欲显言之。亦或有显言之者,毛以假借立说，则不言易字，而易字在其中;郑又于传外研导,往往传所不易者而易之。非好异也,亦所谓依文立解，不如此。则文有末适也。孟子曰：“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”孟子所谓文者,今所谓字。言不可泥于字，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品白于后世。毛、郑 之于《诗），其用意同也。
传、笺分，而同一《毛诗),字有各异矣。自汉以后,转写滋异，莫能枚数。至唐初，而陆氏《释文》、颜氏定本、孔氏《正义》先后出焉,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画一。自唐后至今,锓版盛行，于经，于传、笺，于疏，或有意妄更，或无意讹脱，于是缪盭莫可究诘。因以元旧校本，授元和生员顾广圻，取各本校之，元复 定是非，于以知经有经之例,传有传之例,笺有笺之例,疏有疏之例。通乎诸例,而折衷于孟子 “不以辞害志”,而后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，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。